朗费罗被英国人视为他们伟大的诗歌经典大师中的一员
华盛顿·欧文的成功，凭借的是文化上的卑躬屈膝和来自英国文学精英的屈尊点头。爱默生打的是反英牌，全力以赴地反映基本的美国精神。但第一位想方设法既要诉诸简单的美国心灵又想打动整个英语世界那些高雅听众的美国作家，是亨利·沃兹沃斯·朗费罗。他是一个神童，出生于缅因州的波特兰市，接受的是私塾教育，13岁的时候就发表了他的第一首诗，接下来，在鲍登学院，他被告知，学校想让他教授语言学，倘若他能去欧洲转一趟、在文化上镀镀金的话。于是，他便学了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最后成了最博学的美国文人，他翻译了但丁的作品，晦涩难懂的普罗旺斯诗人们的作品，以及德国的哲学。他不仅在鲍登学院教书，而且后来还在哈佛大学执教了18年，在哈佛，多亏了他那位有钱的第二任妻子、一位成功的棉纺厂厂主的女儿，他使得“克雷吉公馆”——他的老丈人在他们结婚的时候把这幢豪宅送给他们作礼物——成了坎布里奇知识分子社会的中心。
朗费罗的诗歌，连续不断地、稳定而庄严地流淌出来，深沉而宏亮，他在这方面的独特天才，使得他能够进入大西洋两岸中产阶级的头脑和心灵，停留在他们的记忆里。同时代的抒情诗人当中，没有谁发现自己被如此经常地引用：“我向空中射出一支箭”；“生命是真／生命是诚”；“在时间的沙滩上留下的足迹”；“一面带有奇异图案的旗帜”；“保罗·里维尔的午夜快骑”；“一位提灯的女士”；“在夜幕中驶过的航船”；“在一棵舒展的栗树下”；“它就是纵帆船‘长庚星’号”；“当她善良的时候，她非常、非常善良”；“折叠起他们的帐篷，像阿拉伯人一样，静悄悄地溜走了”；“有所尝试，就有所作为”——这些黄金短句，及其背后的思想，变成了语言。正是朗费罗，尝试着创作了美国的第一首史诗《海华沙之歌》——当时颇为成功，后来就湮没无闻了——诗中，他用到了芬兰的“卡拉瓦卡”中的韵律结构，试图创作出一部属于美国的丁尼生的《国王牧歌》那样的作品。
在某些方面甚至更雄心勃勃的是，他在一首短诗中成功地概括了美国面对全世界所发出的强有力的信息：航行吧，啊联邦，强壮而伟大！人类带着它所有的恐惧，带着对未来岁月的所有希望，正无声无息地悬于你的命运之上。朗费罗对个人悲剧也并不陌生：他的第一任妻子还是个年轻新娘的时候，他就失去了她；他更挚爱的第二任妻子年被烧死了，诗人受此打击，沉默了10年。他有很多朋友，有着温和、优雅而和善的性情，热爱新英格兰舒适、安全的大学里的避世生活。他的生活中没有性的烦恼，没有神秘，没有隐瞒，没有郁闷的胸膛待人探察。所以，忽视他的，主要是20世纪的学院文人。但在他那个时代，朗费罗被人们所热爱，被住在木板房子和西部木屋中的普通百姓所热爱，也被波士顿的文人雅士所热爱。
当他以无韵的英文六步格写成的不朽诗篇《迈尔斯·斯坦迪什的求婚》在波士顿和伦敦同时出版的时候，第一天就卖出了15,册。英国人把他视为他们伟大的诗歌经典大师中的一员，授予他牛津和剑桥的学位，他与维多利亚女王一起喝过茶，这是迄今为止只有丁尼生才享有过的殊荣。他去世的时候，成了第一个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的诗人角拥有自己的壁龛的美国人。他在让美国人熟悉欧洲诗歌传统上所扮演的角色或许更重要——他本身就是一座横跨大西洋的桥梁。在朗费罗那个时代，埃德加·爱伦·坡是少数几个攻击他的人之一，在值得尊重与被人接受的天平上，爱伦·坡刚好站在了另一端。他天生就是个生不逢时的人，在他一生短暂的40年时光里，充满了大量的不幸。无论是对～年间的哥特式浪漫主义，还是对未来象征主义的先驱来说，他都是一次大倒退。
他出生于波士顿，有一段艰难辛酸的孤儿童年，富有的继父在金钱上对他非常吝啬；他奋起反抗，逃离了家庭；后来进入了西点军校，“因为疏于职责”而被开除，成了一名新闻记者，然后是编辑，但因为醉酒而被解雇，险些饿死在一间阁楼上。他娶了13岁的表妹做老婆，大概要算是犯有乱伦罪；过着一种波西米亚式的生活，多次被多家出版机构雇佣，又被解雇；跟女人麻烦不断；曾试图自杀；为死于肺结核的妻子而陷入悲痛；设法戒酒；再一次坠入爱河并计划结婚；在去北方接新娘子来里士满举行婚礼的路上，他在巴尔的摩停了下来，5天后，人们在一家作为投票地点的酒店附近发现了不省人事的他——很可能，他是在醉酒状态被一帮乌合之众为了多次投票的目的而给抓去了，这在当时很常见。爱伦·坡在思想健全的美国同胞当中唤起了狂怒、嘲笑、轻蔑和愤慨。
爱默生说他是“一个叮当作响的男人”。比他更年轻的同时代诗人詹姆斯·拉塞尔·罗尼尔发现，他的作品“五分之三是天才，五分之二纯粹是胡说八道”。但是，像朗费罗一样，他也把思想深深刺入了人们的心里。不管是短篇小说还是诗歌，他生动鲜明、常常还令人恐怖的想象，都强有力地作用于人们潜意识和显意识：《陷坑与钟摆》、《乌鸦》（此稿他只卖了2美元）、《过早埋葬》、《金甲虫》、《钟声》、《厄舍府的倒塌》、《莫格街谋杀案》、《卷入大漩涡》、《安娜贝·李》、《梦中梦》——这些作品中都有挥之不去的形象。他的影响是巨大的：他是第一位给欧洲带来重要而持续冲击的美国作家。波德莱尔、魏尔伦、比尔斯、哈特·克莱恩、斯温伯恩、罗塞蒂、里尔克——还有许许多多其他人——都有他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某些方面，爱伦·坡似乎很不美国化。波德莱尔写道：“美国是爱伦·坡的地狱。”拉康与德里达在偷窃他的同时，也把他“去美国化”了。但同样可以说，爱伦·坡非常美国化：他反映了当时正在浮现的这个大陆国家生活中的某些恐怖与幻想，并从中得到灵感，它的神秘、狂暴、反差和寂静：还有它的拥挤与荒凉。
在一片浩瀚无垠的大陆上那寥廓的空间里，一个孤独的男人，怪异而忧郁，怀着对一个更狭小、更温暖世界的乡愁，但同时也展望着未来的神奇与恐惧，爱伦·坡的确回应了美国生活中哥特式的一面，这一面在19世纪得以迅速发展。他的作品还是一个巨大的观念和梦想的储藏库，后来被一代又一代美国通俗作家所挖掘，尤其是那些侦探与犯罪惊悚故事的作者们，还有好莱坞恐怖电影与卡通漫画的编剧们。迪斯尼的世界，如果没有爱伦·坡萌发的胚芽，肯定会更驯服、更安全，不那么吓人。简言之，爱伦·坡是在美国文化突然变得纷繁复杂、难于定义、不易控制且更加令人兴奋——他从根本上增加了这种新的刺激——的时候脱颖而出。爱伦·坡的作品中，值得注意的是，藏而不露的内心深处在美国文学中第一次被刺探。但正是在纳撒尼尔·霍桑的长篇小说中，它们才开始被彻底探测。在某种意义上，霍桑在美国化不过了。
他出生于塞勒姆，来自一个著名的清教徒家庭，这个家族的姓氏拼作Hathorne，有一位祖先曾是女巫审判案的法官之一。他父亲是新英格兰的一位商船船长，很年轻的时候便死于黄热病，留下霍桑的妈妈度过了与世隔绝的漫长一生，这对年轻作家自己那温柔而奇异的想象有着深远的影响。终其一生，霍桑都一直觉得自己的生活因为他的清教徒祖先们、因为他们所开创的罪疚与秘密，而蒙上了阴影，所以，他的家系对他来说一直是个沉重的负担，他试图在自己的小说中驱除这种阴影，第一次去反映潜意识的活动，去洞彻隐藏于潜意识深处的人物心理。有一阵子，他跟一帮怪人和作家们一起，在乌托邦式的布鲁克农场种植洋葱，后来作为海关官员和领事度过了自己的大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