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论语·微子8》）
逸民有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先生说：“守其志不屈，保其身不辱，这是伯夷叔齐吧！”先生说：“柳下惠、少连，志不免有降抑，身不免有污辱了。但所言能合于伦理，所行能合乎思虑，能如此也算了。”先生又说：“虞仲、夷逸，隐居弃言，但他们的身是合乎清洁了。他们的废弃，也合乎权衡了。”先生又说：“我就和他们不同，我只是无可无不可。”
古今被遗落的人才有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孔子道：“不动摇自己意志，不辱没自己身份，是伯夷、叔齐罢！”又说，“柳下惠、少连降低自己意志，屈辱自己身份了，可是言语合乎法度，行为经过思虑，那也不过如此罢了。”又说：“虞仲、夷逸逃世隐居，放肆直言。行为廉洁，被废弃也是他的权术。我就和他们这些人不同，没有什么可以，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不得志的人才有：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孔子说：“志节不受委屈，人格不受侮辱的，是伯夷与叔齐吧！”又说：“柳下惠与少连，志节受委屈，人格受侮辱。可是言语合乎规矩，行为经过考虑，就是如此吧！”又说：“虞仲与夷逸，隐居起来，放言高论。人格表现廉洁，被废也合乎权益。我是与这些人都不同的，没有一定要怎么做，也没有一定不要怎么做。”
逸，同佚，遗佚。降，放低。中，合于，符合。放言，不谈世事。
逸民就是避世隐居的人，但才德俱佳。这样的人随遇而安、与世无争。放言有二种解释，一种是指不谈世事，一种是放纵其言，不受拘束。这里放言的前面是隐居二字，后面是“身中清、废中权”这样联系上下文来看，前一种更合理一些。
七位逸民不一一介绍了，有些人物生平已不可考了。逸民有三种，第一种是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志不降，身不辱，比如伯夷、叔齐；第二种是志有降身有辱，但言语合乎伦理，行动合乎思虑，如柳下惠、少连；第三种是隐居不谈世事，人格清廉，即使被废，也是经过权衡的，如虞仲与夷逸。但本章的重点不是介绍逸民的三个不同层次的人，而是后面孔子所说的“我是与这些人都不同的，没有一定要怎么做，也没有一定不要怎么做。”
什么是“没有一定要怎么做，也没有一定不要怎么做”？就是讲一个人能通权达变，因时制宜。在确定自己的理想之后，可以行则行，可以止则止。如孟子所说“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逸民或遁世，或降志辱身但言行有度，或隐居避言，清高自廉，但他们都放弃了他们的努力，远离世俗。孔子就不一样了，他“无可无不可”，明显高出他们许多，可谓张驰有度，进退自如。
今天人们因为工作的压力、社会的不公都想逃离这世道，这就是一种消极、懦弱的逃避，而且这种逃避毫无现实意义，对自己的人生毫无帮助。既然这样，何不学学孔子，没有一定要做，也没有一定不要做。因为几乎每一个人都离不开一个身份——职业，职业显然是一定要的，但我们可以把心放到另一处，如读书、写作、健身或其它兴趣上。“职业不自由，在职业之外，我们定要能把心放到另一处，那么可以减少很多不愉快。”（《钱穆谈如何读诗》）这样通过调剂，完成另外一种形式的逃离，也是一个人智慧人生的一种完美表现。
再次申明“无可无不可”不是圆滑，不是见风使舵，不是世俗的八面玲珑，孔子所说的“无可无不可”是有原则，只不过他是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能够随机应变，因时制宜。
实际上在《论语》中与此观点相类似的篇章还很多，如在《里仁篇第四·十0》，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是孔子说君子行事，没有什么一定要做的，也没有什么不要做的，他们所有的行为都符合义，即按道义行事。在这里，我们发现了君子行事是有原则的，那就是“义之与比”。
再如《论语·述而10》篇中，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孔子说只有他和颜渊能“用行舍藏”，颜渊品行高洁，孔子更不用说，能说他俩是“滑头”吗？
再比如在《卫灵公篇第十五·六》篇，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孔子说：“史鱼可算得直了。邦国有道，他挺直地像一支箭向前。邦国无道，他还是挺直地像一支箭向前。蘧伯玉可算是君子了。邦国有道，便出仕。邦国无道，他可收来藏起。”孔子是欣赏蘧伯玉的，反倒是史鱼的美好品德“直”好像过了头。
其它如《公治长篇第五·一》篇，子谓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戳。”以其兄之子妻之。孔子说公冶长：“可嫁他一女儿吧。他虽曾下过牢狱，但不是他的罪过呀。”遂把自己女儿嫁了他。又说南容。”国家有道，他是不会废的。国家无道，他也可免于刑戮。”把自己的侄女嫁了他。孔子对南容也是十分认可的。
还有《公治长篇第五·二0》篇，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孔子说：“宁武子在国家安定时，显得是一智者。到国家危乱时，像是一愚人。其表现智慧时尚可及，其表现愚昧时，便不可及了。”以及《论语·宪问4》篇，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这里都是说人可以坚持走“直道”，然而当条件不允许时，也可适当转个弯，同样可以不违背内心，不违反原则，还能取得同样的效果。
在我们日常工作生活中，我们喜欢坚持原则的人，但不喜欢固执己见的人。坚持原则不是一成不变，冥顽不化，而是守经达权；而固执己见的人刚愎自用，泥古不化，不能通权达变。“无可无不可”只是一种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它有原则，不过方法变通了。就像圣人，圣人不是人人能够达到的境界，如果为达此境界一意孤行，不根据时间、地点或其它条件的改变而适时改变，那永远成不了圣人。
孟子说“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如果明知前途不通，可以预知危险存在，君子不会不惜生命固守成规。用牺牲生命来达到某种目的不是做人的智慧，反而是做人的迂腐。坚持原则和懂得变通不矛盾，但懂得变通不是破坏原则，有些人宁愿牺牲生命是因为他们心中有坚守的原则。
如戊戌变法失败后的谭嗣同，他为什么不逃跑？有人说他不懂得通权达变？实则他是懂得这个道理的，只不过他要做更有意义的事，那就是用他的生命殉变法事业，用自己的牺牲去向封建顽固势力作最后一次反抗。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再如文天祥，面对元廷的多次劝降，他说：“国亡不能救，作为臣子，死有余罪，怎敢怀有二心苟且偷生呢？”并作绝命诗：“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他同样不是没有智慧，他只是用他的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谭嗣同的原则是为国昌盛，文天祥的原则是义尽仁至，原则不能逾越和践踏。当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换一个角度，换一个时间，换一个地点，往后退一步，站得高远一点，我们对同一个事情的处理方法就可能不一样了，所以行事一定要记得“无可无不可”。“头撞南墙”碰得头破血流不是坚持原则，同样见风转舵也不是变通。